WON BUDDHISM
创立和发展
‘物质既已开辟,精神更须开辟’

1916年全罗南道灵光郡的一个村子里,26岁的青年少太山大宗师在以救援人类为目标创立的信宗教圆佛教之时,发表了上述标语。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人类日益沦为物质主义,少太山大宗师为了改变当时的状况,确立人类精神的自主性而建设理想世界,以‘物质既已开辟,精神更须开辟’
为指导,发起了新的宗教运动。

少太山大宗师将追随他的40名弟子聚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团体。大家通过积累储蓄,节约消费,禁烟酒,共同劳动等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的资金,然后开始了木炭生意。这样,他们就积累了自己的资金。有了这样的资金基础,他们在1年多的时间内在村前的干泽地修建的堤防,开垦了3万多坪农田(1919.3)。在开垦干泽地期间,大宗师和弟子们昼耕夜读。大宗师开始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弟子们。

弟子们耳濡目染大宗师的远大抱负及满腹经纶。这也是弟子们受教育的过程,是教团组织化过程的第一步。土地开垦刚刚完工,3.1独立万岁示威运动在全国接连不断地展开,示威浪潮波及灵光邑。在此时局势动荡不安之际,大宗师将吉龙里周围的山峰定好方位,九个弟子各守其方位,为了开辟精神、救援人类,开始了祈祷。祈祷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白指血印”的奇迹。

三年后,大宗师一度遭受挫折。大宗师被待到灵光警察所,关于募集储蓄和土地开垦的资金出处问题,接受了1个星期的调查。

此后,大宗师将住所搬到全罗北道扶安内边上的实相寺,并和弟子们保持联系。大宗师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开始了新的探索。大宗师在内边山生活的5年期间,通过和僧侣们的交往,加深的对佛教的理解,并且完成了著作《朝鲜佛教革新论》。同时,大宗师完成了圆佛教的教理和制度的初案。在这个时期,各地前来拜访的人不断皈依,创造一个新教团组织和教化场所迫在眉睫。1924年春,大宗师在全罗北道益山郡北一面新龙里(现益山市新龙洞)购得3000坪土地,并把教团命名为“佛法研究会”,迈出了新的一步。之所以命名为“佛法研究会”,是因为朝鲜总督府实施的所谓“文化政治”政策下只有非政治团体的社会团体才可以去的合法活动资格。这样,以宗教团体名义注册,取得了宗教活动的合法资格。

在益山也是采取了共同生活的形式。大宗师率领弟子们的租地种地,开垦土地,发展生产,成立互助小组。大家勤俭节约,积累储蓄;在灵肉双全的理念指导下,昼耕夜读。另外,在灵光等地的原有组织,更名为佛法研究会灵光支会,新兴支会等等。随着各地会员的不断增加,还发行了《圆光通信》、《会报》等报刊杂志。这个时期,大宗师发表了“宗教与政治”,“弱者变强者的法文”,“金刚山和他的主人”,“朝鲜正处于鱼变龙的时期”等等法说。通过这些法说,揭示了当时朝鲜的殖民地处境和日本的高压统治,并且强调将来朝鲜将因金刚山而成为世界一流文明国家。

因为这些活动,大宗师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各方一致好评。然而,也因为这些活动,日本警察加强了对大宗师的监视。根据朝鲜总督府1937年的调查资料,佛法研究会当时有7所教堂约5800名信徒。1936年益山警察所在佛法研究会的区域内设立了北一面巡查常驻地。

大宗师和他领导的佛法研究会无能为力,不得不接受警察的监视。甚至,督府的官吏们不时以查账为由来到佛法研究会欺上凌下。当时《会报》在印刷前必须经过审查。甚至于句子的表达都要一字一句的检查,检查后认为不合格的,有的要删除,有的甚至被停刊。不仅如此,还必须加上支持日本侵略战争的文章。到1940年,不得不停刊。在1943年大宗师涅磐后,佛法研究会还被强制实行皇道佛教化。后来日本战败,度过危机,截止1945年韩国解放时,教团已有25所教堂8000多名教徒。
1945年韩国刚刚解放之际,佛法研究会花了一年时间在首尔、釜山、全州、益山等各地火车站积极开展了救助战争中的受难同胞活动,参与了建国讨论。并且从理念和制度角度提出了以中道主义为中心的“建国论”。然而由于当时理念对立和国家分离纷争,《建国论》没有派上用场。解放后,佛法研究会更名为圆佛教。教团在分团体制下以强化教团内部力量为重点,集中发展教团的三大目标:教化,教育,福利事业。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解放后圆佛教的特征是:为了培养圣职者而成立大学教育机构,以圆佛教教理为平台促进国内外宗教间的对话和交流,管理各种各样的福利机构。